在发达国家中，日本率先进入老龄社会。按照日本厚生劳动省推算，到年时，日本将近1/3的人口超过65岁。年时年出生高峰期的所谓“团块世代”将超过75岁，成为“后期高龄者”，需要介护的人口将激增，出现万以上的高龄认知症患者。医疗负担就像一部绞肉机，压榨着财*支出，压迫着GDP。医疗问题，尤其是高龄者医疗已经是突出的社会问题。
同样是发达国家的美国，老龄化问题比日本就轻微了许多。根据美国疾病对策中心（CDC）与高龄化管理局（AOA）的统计，美国到年，超过65岁的高龄者才会达到总人口的1/4。落后日本25年。
即使不看新闻报道，我们也可以从现实生活中感觉到老龄化的到来。日本的企业每年都有定期体检，最近这两年，不时地听到医院复查，都是针对体检时筛选出来的指标，去做进一步的检查。那天开完会时，佐藤桑说要去住两天院，做个检查。我很诧异，检查也要住院？过些时，闲聊时，他说是体检发现大肠里有一个肿块，医生说直径超过5毫米，恶性的可能性就会很大，所以，去医院做了活检。这是需要全身麻醉的，并顺便将肿块切除。因此，要住院的。他讲得若无其事，似乎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。
有一天，跟笔者做一个项目的田中桑，突然说：不好意思，下午要请半天假，去医院作直肠检查。也是体检被筛选出来的。第二天，田中桑跟我描述检查的情况，说自己可以看到超声波的画面，听着医生的解说，觉得很受鼓舞，至少还可以支撑几十年。
医院检查与治疗时，轻描淡写，丝毫没有痛苦的表情，似乎去逛了一趟商店。
然而，我们在听故事，或者讲故事时，总觉得那是别人的故事，跟我没有关系。只有当发生在自己身上时，才知道分量的轻重，才能体会到局外人不知道的感受。
医院无缘的笔者，在今年初夏的常规体检过后，突然被保健室打来的电话打懵。电话那头是保健士斟词酌句的“警示”：你的数据很不好，怀疑是癌症，医院复查。有这样的事吗？我笑了笑，不知该说什么。对方叮嘱一句：这不是玩笑，希望你放下手头的工作，抽时间尽快去复查吧。保健士还推荐了附近的一家诊所，可以在下班后挂号。
医院的负荷分流，采用一种当地就医的制度。即一般的疾病只在当地诊所治疗，只有复杂、严重的疾患才由当地诊所介绍到对号的综合病院。在日本，大医院、综合病院叫某某病院，小医院叫医院。诊所的名字往往就是用院长的名字命名。如果患者非要到综合病院医治，那么，要多交日元左右的初诊费，这个费用是不能用医疗保险的。同时，如果没有当地诊所的介绍直接去综合病院就诊的话，要做很多检查，而且等待时间会很长。医院治疗往返交通的时间与费用，一般医院就诊。
每次体检的项目很多，只要数值在正常范围，我们一般人对各项据没有什么印象，只有被警示以后才急忙去查资料，了解些基本知识。按保健士的警示，我检索了一下这个数据，忽然头皮发胀，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，立即去她介绍的近藤诊所就诊。这是一家专门诊所，设备齐全，除过没有核磁共振（MRI）以外，抽血化验、超声波都可以做。来之前打了一个电话，大致说明了情况，所以，并没有排队，填了一张个人信息表就被领进了化验室。跟每一个医疗机构没有二致，近藤诊所的护士也是和蔼亲切的。她说，请示过大夫了，先抽血化验。我说，体检时已经化验过了，还要再抽血玛？回答说，这里是专门诊所，化验项目比体检要更详细。
接下来领进大夫的诊室，做了B超。前后不过半小时，效率很高。然后坐在大夫的桌旁听他解释。跟别的医疗机构别无二致，这位叫近藤的院长表情刻板，甚至有些冷漠，指着面前的胶片说：B超图像有阴影，结合体检的数据，情况很糟糕，可能是癌症。不过，由于诊所的血液检查是委托外部机构的，检查结果要等一个星期才能知道。
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临出门时问了一声：有什么注意事项么？一直坚持的运动还要不要做？大夫说：要做，不要停，照常运动，保持平时的生活节奏。结帐时，护士递过来一个手册，里边有一个类似软件程序的流程图，针对检查结果，标示着该做什么样的后续检查与对应。
一周以后，怀着忐忑的心，去看结果。被叫进诊室时，近藤院长刻板的脸愈发僵硬，和蔼的护士也没有了笑容。大夫的话少得几近吝啬。
“化验结果很不好，给你的手册看过了吧。”我点了点头。
“那就准备住院吧，去做活检穿刺。”
“可是去哪里住院呢，您的诊所可以做么？”
“不可以，要去综合病院。比如帝京大学或者庆应义大学附属病院，我给你写介绍信。”
来之前，我上网检索了一下有关病院与名医。坐地铁1小时范围以内有好几家口碑很好的病院。近藤院长看了看我递过去的病院名单，顺手划掉几家。说这几位名医已经退休，网上的信息并不很准确。看我拿不定主意，他说：“要不就去癌症中心吧，他们有一流的‘达?芬奇’机器人微创手术。”看我依然在犹豫，他说：“要不，你再考虑考虑吧，反正介绍信要到周末才能给你，你明天先预约病院吧。”
去哪个病院就诊，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决定。这几家病院网页上的介绍大同小异，具体到主治医师的话，虽然都是有名的专家，但是，不接触是无法了解的。锁定两家病院以后，分别打电话预约。虽然预约中心的业务都是程式化了，但是，应对时的态度与熟练程度还是有差异的。近藤院长介绍的这家癌症中心，预约员很干练，讲清情况以后，她说科主任的日程已经排到半个月以后了，如果是副主任的话，下周即可就诊。她建议我再去征求近藤院长的意见，看看紧急程度如何再作决断。我拨通了近藤诊所。近藤院长的答复是，不差一个星期，还是让最有权威的主任诊断吧。
预约好就诊日期与时间，预约员叮嘱我把以前体检的数据都带上，最好提前两个小时到门诊部，或许会有追加的化验。为了收集过去的数据，医院，护士听说是要去癌症中心，埋下刚刚还笑盈盈的脸，默不吱声地忙着找数据去了。真的是谈癌色变啊。
半个月以后的下午，我来到这家癌症中心。尽管在心底自我鼓励了无数次，但是看到门牌上大大的“癌”字时，头皮依然一阵阵发紧。深呼吸几次然后来到初诊接待处。填了一张个人信息表，很快就拿到诊疗卡、两本手册、一个无线终端。然后，就转到对应的科室门诊部。
这个终端有点像老式的手机，也有点像飞机上的遥控器。接下来的院内通讯都靠它了。一阵轻微的振动，它提示我门诊部的位置与序号，让听从护士的安排。整个病院非常安静，没有点呼患者的广播。要不是不时有护士推着刚从手术室出来的患者，真有一种来到宾馆的错觉。
综合病院医师的日程排得密密麻麻，一个预约只有十多分钟。非预约时间患者是见不到医师的。融通医患的工作全由门诊部的护士来做。这天距离我体检已经过去大约一个月了，为了慎重与效率，我觉得应该在就诊前再作一次化验。护士倾听了我的意见，跑进诊疗部一会儿，回来说主治医师同意我的意见，已经通知了化验室，同时也向我的终端发出了指示。按照指示，我找到化验室，迅速完成了抽血化验。化验师说检查结果出来需要两个小时，这期间可以回到门诊部，护士还有安排。
门诊部的护士先给了一张个人信息保护声明，意思是以下采集的个人信息主要用于后续的医疗。有部分信息如果本人同意，会用于相关的科研。签字以后，开始很长的问询。包括既往病史、家族病史、饮食起居、生活习惯等等。
将这些信息录入电脑后，护士说还有点时间，你可以先看看刚进来时发的那两本小册子。重要的地方已经帮你标注了。这两本手册，一本是病院的各项诊疗流程，一本是《与癌共存》。前者介绍各种手续，后者是医患沟通的指南。顺着护士贴的标签，翻开这一页，黑体字醒目地标示着大致如下的内容：
“当被确诊为癌症时，没有一个患者不受冲击。这种冲击将持续2-3周，严重的会一蹶不振，甚至陷入抑郁状态。很多患者会大脑空白，不知道大夫在说什么。这种时候，需要家人的关爱，需要正确地看待疾病。病院有心理辅助团队，必要时可以申请这方面的帮助。
“日本已经进入癌的世纪，面临着每两人之中就有一个患癌的状况，癌已经是一种常见病。但是，癌症之难就在于它是我们自身的基因突变所引起的疾病，免疫系统只对体外来的侵袭起作用，对癌则无所作为。
“所以，癌症的治疗是很花费体力的，要有心理准备，与癌共存。建议有慢性病的比如牙病的先看好它，再全力对付癌症 …… ”
“与癌共存！”似乎以前也听过这个词，抬头环顾走廊，都是年迈的患者，很少有我这个年龄的就诊者。有的貌似夫妇结伴，大部分都是一个人静静地候诊。整洁干净的氛围里，丝毫看不出来谁是病人。
两个小时过去了，紧张的心情开始舒缓，我来到楼下的小卖部刚刚买了一瓶水，终端嘟嘟地振动了。显示屏上通知我可以进入诊室外的候诊室。还没有推开候诊室的门时，又一个通知提示，医师已经准备就绪，请直接进入诊室。
我敲了敲门，“请进”，医师戴着口罩，看不出他的年龄来。还没坐稳，医师接着说：“戴桑，今天的数据不错呀。”我怔了怔，“是么？”
“是的，你自己看看。”他把桌上的化验单拿给我看，“数据是不会出错的。”
“可是，近藤先生的诊断是癌症呀。”
“那时的数据确实吓人，也许是有点炎症吧。”
我想理顺头绪，问点什么，却找不到合适的单词。医师接着说：“数据正常了，也不能就这样退回给近藤先生。他的介绍信里说图像诊断有阴影，还是进一步精密检查一下好吧。”
“嗯，您说呢？”
“近藤先生是超声波诊断，我们没有必要再重复超声波了，要不做一次MRI怎样？”
“好啊，作吧。”
医师调出MRI的日程表，用鼠标指着屏幕款款地说：“正好有一台最好的MRI两周以后有一个空位置，你觉得合适的话，就这样定了。”
从诊室退出到中间的候诊室时，护士已经拿过来下次的预约单以及MRI检查的注意事项等等。在一张确认没有体内金属的列表上签字以后，终端显示屏通知可以去一楼自动结算机结账了。结账完毕，准备离开精算机时，嘟嘟地又振动了。原来这个终端还挂在我脖子上。它的屏幕上显示：“请把我搁到精算机旁边的回收箱里。”顿时觉得它非常可爱，有点忍俊不住。
两周以后，如约去做MRI检查。有两份文件需要签字。一份是一张长长的清单，询问有没有体内金属，比如假牙、心脏起搏器、人工关节等等。一份是“医疗风险须知”，主要是针对造影剂注射会带来的风险的描述。文件注明：“虽然很少见，但是有时会出现并发症，甚至有生命危险。虽然病院采取了万全的措施，有救急团队处置，但是，万一因此引起的医疗意外，本院将不承担法律责任。”
面对这样的风险须知，我心里犹豫起来。按说化验结果已经没有问题了，这个MRI检查只是再详细看个究竟。没想到居然还要做造影，万一真的出意外了岂不是多此一举。护士看我犯难，建议先去门诊征求医师的意见，再作决定。碰巧这天医师不坐诊，门诊的护士跟科室的医师们商量后，决定不作造影，只做一般的MRI检查。
回到图像诊断科时，电脑里的指令已经修改为常规MRI。几分钟以后，一位医师把我带进MRI候诊室，在询问过姓名与生日以后，告诉我更衣候诊。这时，我为擅自取消造影一事有点不安。主治医师当时指示做造影，是不是有一定的考量呢？我把这一疑虑跟MRI医师讲了，医师笑了笑说：“没有造影也不是就看不清，只是得到的信息量少了一点而已。如果常规MRI发现可疑之处的话，下一次追加造影剂即可。”经过他这一番解释，我的疑虑也就消失了。
医师返回MRI诊室继续上一位患者的诊断，出来一位护士再次询问我的姓名与生日，并且逐一核对体外、体内金属不佩戴清单，甚至用她的手指头梳摸我的头发，触摸我的手指与脚趾，最后让我签名核实。
MRI诊室在二楼，隔着窗户正好可以看到一楼有一个地堡一样巨大的冷却水设施，看字样是MRI专用冷却装置。可见维持这样的设施，还是要花很大的成本的。记得刚工作那时，医院就有一台MRI，看整形外科很方便。后来，不知什么时候，MRI没有了，再后来，超声波设备也没有了。随着经济景气的变坏，企业的经营合理化也就很好理解了。
作图像诊断的有两位医师，他们不对患者解说图像。15分钟的检查完毕后，医师核对了图像，认定清晰不模糊，完成了规定了流程，诊断就结束了。这天没有用那个可爱的联络终端。
三天后，再去见主治医师，了解图像诊断的结果。此前，据说有一个科室会议，对图像诊断师的诊断有一个会诊。所以，当走进诊室时，主治医师头也没抬说：“戴桑，你这是一个炎症的模式，图像诊断已经自愈了。没必要治疗。我们会把结果反馈给近藤先生的。”
“哦，谢谢您。”我感激之余，第一次听说还要将检查结果反馈回去。
没用五分钟，检查结束。要走出诊室时，我对擅自取消造影剂的事，向医师道了个歉。医师笑了笑，说：“没关系的，这个部位没有造影剂也看得很清楚。有造影剂的话，可以看到更多的信息，比方细胞的密度等等。”
至此，我终于明白了图像诊断师所说的“信息量”的意思了。
这次的诊断费只有日元。付费时才留意到，医院里的标记牌都有汉语标识。
供稿戴维
编辑修改客观日本编辑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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